天还灰蒙蒙的，奶奶已经在厨房里干活了。不是煮粥，而是装饭盒。用的是一个旧铝饭盒，底下一层米饭，上面铺着昨晚剩的酸菜炒肉，再压得实实的。另一个塑料袋里装了三个糍粑，用蕉叶裹着。“今天去的田地远，中午不回来了。”奶奶说着，又往爷爷那个掉漆的水壶里灌满了凉茶。

我们家的这个村，田地都在南边，有三四里路。爷爷说，以前田就在屋后头，后来调地、建房子，越分越远，现在走路得半个多钟头。

爷爷推出那辆半新的三轮车，装上锄头和镰刀。我和奶奶在后面坐着。就这样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

“这边都是我们家的，”爷爷指着路边，“这片木薯是前年种的，那片花生是二叔家的，再过一段就是咱家的稻子。”

太阳渐渐升起来，晨光铺得到处都是。我看见远处的田间有几个人影，已经弯腰在地里了。等到了自家田边，爷爷把车停在田埂上，脱了凉鞋，赤脚踩进田里。土是松的，昨晚刚下了点雨，踩上去软绵绵的。

这片水稻大约两亩，粒粒饱满，穗子弯着头。爷爷下田除草，弯着腰，一步一步往前挪，把那些杂草拔起来，甩到田埂上。奶奶没下田，她今天负责花生地。花生在隔壁的一块旱地，叶片已经有点发黄了，奶奶说快可以收了，先来看看。

我跟在奶奶背后拔花生。抓住一簇茎叶，使劲一拔，一串白花花的花生带着泥被拽出来，甩甩土，放到篮子里。奶奶让我挑饱满的摘几颗尝尝，剥开壳，粉红色的花生仁又脆又甜，有股清香。奶奶看着我笑：“今年花生不错，过几天天气好就收，榨了油给你们寄去。”

这时爷爷从稻田里直起腰，冲我们喊：“天气预报说后天有雨，趁这两天晴，明天把收割机约了算了。”奶奶应了一声，又低头拔花生。我看了看手机，十点多钟，太阳已经晒得后脖子疼。田野里几乎没有风，远处的村子在热浪里微微晃动着。

爷爷拔完草，走到田边的水渠洗手。他从三轮车的座椅下拿出饭盒，坐在车座上吃。我和奶奶也过去在旁边的地上坐下，吃着蕉叶包的糍粑。爷爷吃饭很快，大口大口的，好像不是吃饭，是完成一道工序。吃饭的时候，他看着自家的稻田，又看看远处别人家的田。“老张家的稻子已经割了，产量还可以，”他说，“咱们家的还得再等几天，谷粒还不够硬。”

吃完饭，又走向一块甘蔗地。甘蔗长得比人高了，蔗叶有些已经干了，得剥掉。他钻进去，一会儿就只能听见唰啦唰啦的声音，看不见人了。奶奶说，今年甘蔗价格好，这片地的糖蔗是跟糖厂签了合同的，不愁卖。

我想帮爷爷剥甘蔗叶，刚钻进去就被划了胳膊。奶奶把我拉出来：“你皮肤嫩，干不来这个。去帮忙看看玉米，掰几个嫩的，晚上煮了吃。”玉米地在田埂另一边，秆子比我还高。我挑了那些须子发黑、摸起来硬实的，拧下来放进袋子。掰了七八个，抱回来给奶奶看，她夸我有眼力。

下午三点多，爷爷从甘蔗地里出来，上衣湿透，胳膊上全是红道道。他灌了几口茶，瞅瞅太阳：“差不多了，回家吧，明天早点来，叫收割机。”奶奶收拾好农具，又检查了一遍花生地，说再晒两天土就散了，正好拔。我们沿着土路往回骑，夕阳把影子拉得长长的，晒了一天的土路泛着白光。

回到家，奶奶第一件事是煮了一大锅绿豆汤，叫我和爷爷各喝一碗。我累得不想动，靠在椅子上看奶奶忙前忙后喂鸡、收衣服。爷爷洗了澡出来，在院子里点了一盘蚊香，坐在小板凳上剥花生——把今天拔的那些摘下来，等着晒。

我问他：“田离得这么远，天天跑来跑去，不累吗？”

他手上没停：“累也得干啊。种地就是这样，地在哪里，人就去哪里。不像你们上班的，坐在屋里吹空调。”

过了一会儿他又说：“其实远有远的好处。每天骑着车一路过去，看看哪家的禾长得好了，哪家的甘蔗倒伏了，心里有数。”

我问：“数什么呀？”

“数日子。种地的人，看禾就知道什么节气，看天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。地远了，经过的路长了，看到的就更多。”

夜里，蚊子嗡嗡叫，蛙声从远处的水田传来，隔了几里地，不那么响，像是隔着一层纱。我躺在床上，想着爷爷说的话。三四里的路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可是爷爷奶奶每天这样来回，一年下来，走过的路恐怕能绕村子几百圈。那条路连着家和田地，也连着他们的心事。有时候他们在地里忙一天，回到家天都黑了。

也许在旁人看来，这是劳累，是奔波。可对他们来说，这就是日子本身。那些田，那些地，那些需要步行或骑车才能到达的地方，是他们的寄托，是他们的踏实。只要田地还在那里，只要每年还能种出粮食，再远的路也值得走。

我把手伸出窗外，夜风带着稻花的味道。田野的夜色温柔而广阔，蛙声此起彼伏，像是在为明天的收割奏响序曲。我想，明天，我一定要早点起来，跟他们一起去。

编辑：黄心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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